我认识个41岁经商老板娘，漂亮会保养，却有个难为情的爱好

腊月那场雪下得很急。

晚上九点多，旧货市场的铁皮棚被风吹得哐哐响，地上积着一层灰黑色的雪水。

我骑着三轮车拐进巷子时，看见一个女人蹲在路灯底下，棉鞋边缘已经湿透，怀里却紧紧抱着一个掉了眼睛的布娃娃。

她抬起头，睫毛上全是雪。

我差点没认出她。

白天的阿凤，是南平码头步行街上最显眼的女装店老板娘。

她总穿得干净利落，头发盘在脑后，耳垂上戴一对小小的珍珠耳钉。

她店里的镜子擦得一尘不染，模特身上的裙子一季换一回，连衣架都是她特意去市里挑的浅木色。

可那天晚上，她身上套着一件旧运动服，裤脚蹭着泥点，鼻尖冻得通红。

我把三轮停在她旁边，皱着眉问她：“这么冷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”

她没立刻回答，只是把怀里的布娃娃举给我看。

“老周，你看。”

那娃娃已经旧得不成样子，碎花布裙发黑，一条胳膊的线头散着，左边眼睛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，只剩一个小洞。

我说：“这也值得你挨冻？”

阿凤低头拍了拍娃娃裙子上的雪，声音很轻。

“我小时候有一个，跟它差不多。”

那一刻，我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我认识阿凤五年了，一直以为她日子过得不错。

店是自己的，丈夫在城郊办着一家零件加工厂，家里有车有房，她又会打扮，走在街上总有人喊她一声“凤姐”。

谁能想到，她最舍不得的东西，竟是别人丢在废品堆里的一只破布娃娃。

我和阿凤认识，是在她开店的第二年。

那时我还在快递站跑件，骑一辆电瓶车，后座绑着两个褪色的快递筐。

每天早上六点多出门，晚上九点才能收工。

那年我刚离婚，儿子跟着前妻去了外地，我一个人住在老城区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出租房里。

房东留下的旧木桌腿是歪的，我用硬纸板垫着。

电磁炉烧水时总有股糊味，墙角堆着没来得及收拾的纸箱。

那阵子最怕接电话，怕是前妻催抚养费，也怕是老家母亲说身体不舒服。

我给阿凤送第一单货时，她正在店里整理秋装。

她从一堆牛皮纸箱里抬起头，笑着问：“师傅，重不重？我给你搭把手。”

那声音软软的，但人很利索。

她一边接货，一边把签收单夹在收银台的本子里，又从柜子里拿出一瓶冰酸梅汤递给我。

“天热，喝一口。”

我当时没好意思接。

她就把瓶子放在桌上，说：“不是给你客气的，你跑一天，嗓子都冒烟了。”

后来我每次去她店里取件，她都要塞点东西给我。

天冷时是一杯热茶，天热时是一根冰棍，有一回我忙得没吃饭，她把半个三明治塞进我手里。

“别硬扛，饿出胃病来，赚的钱都得交给医院。”

我嘴上说不用，手却没舍得还回去。

人到中年，最怕别人对你好。

你以为自己什么都不缺，实际上谁递来一杯热水，心里都能酸半天。

后来快递站换了老板，运费一压再压，我实在干不下去，就拿离婚时分到的一点钱，在老街口支了个修鞋配钥匙的小摊。

那小摊是蓝色帆布棚，夏天闷得像蒸笼，冬天风能从脚脖子往里钻。

摊子旁边有个卖煎饼的，油烟整天飘过来，落在我的工具箱上。

阿凤的店离我不到两百米。

她常拿皮包、皮鞋来找我修，有时是包带断了，有时是鞋跟松了。

她不爱讨价还价，我收十块，她常给二十，说剩下的是茶钱。

我不肯要，她就笑：“你别跟我算这么清，咱俩谁跟谁。”

可我知道，我们其实没那么熟。

她有她的店，她的丈夫，她那套摆在新城区的房子。

我有我的摊子，我离过一次婚，银行卡里存不下几个钱。

我对她那点心思，连自己都不敢多看。

阿凤长得确实好看。

不是那种年轻姑娘的张扬，而是收拾得妥帖，眉眼里有种让人觉得舒服的温和。

她站在店门口送客人，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，落在她的米色针织衫上，像旧电影里的画面。

可她身上又有股说不出的疲惫。

有时我去店里，她正坐在收银台后面核账，手机亮了好几次，她都没接。

等屏幕暗下去，她才拿起水杯喝一口，手指在杯沿上停很久。

我问过一次：“谁的电话？怎么不接？”

她说：“推销的。”

可她说完，眼睛却没看我。

我后来才知道，那些电话大多是她丈夫马志强打来的。

马志强比阿凤大三岁，个子高，肩膀宽，嗓门也大。

他在城郊租了个小厂房，做五金零件加工。

生意最好的那几年，他开着黑色越野车来接阿凤，车停在店门口，街坊看着都说他们两口子有本事。

可马志强每次下车，脸都是绷着的。

他进店不看衣服，也不跟阿凤的客人打招呼，先问的总是：“今天卖了多少？”

有一次我正给阿凤修一个皮包扣，马志强站在门口说：“你别老把钱压在这些破衣服上，月底厂里还要结材料款。”

阿凤正在给客人找尺码，头也没抬。

“店里的钱是店里的钱，厂里的账你自己算。”

马志强冷笑一声。

“你现在翅膀硬了？”

那客人拿着衣服，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。阿凤脸色发白，还是把客人送到了门口。

等人走了，她把卷尺放回抽屉，轻声说：“你别在店里这样说话。”

马志强盯着她看了几秒，抓起车钥匙就走了。

玻璃门“砰”地一声合上，连门口挂着的风铃都晃了半天。

阿凤没哭。

她只是把收银台上的零钱一张张理平，理到最后，忽然问我：“老周，你说人活着，是不是总得有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？”

我说：“当然得有。”

她看了我一眼，笑得有点苦。

“可有的人，连这个也不让你留。”

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，阿凤的日子并没有外人看着那么顺。

发现她去旧货市场，是一个秋天的夜里。

那天我收摊晚，给一家饭馆修完后门的锁，已经快十点。

我图近，骑着三轮从旧货市场后面那条巷子穿过去。

巷子里只有一盏路灯亮着。

灯下堆着旧报纸、破椅子、搪瓷缸、缺腿的小木柜，还有几袋没来得及分类的废品。

阿凤就蹲在那堆东西前。

她穿着一件宽大的灰色外套，头发用皮筋随便扎着，手里拿着一叠泛黄的旧信纸。

她看得很认真，连有人靠近都没发现。

我原本想喊她，可不知道为什么又停住了。

白天那个站在女装店玻璃窗前的老板娘，晚上蹲在旧货堆里翻找东西，这反差太大了。

我怕她觉得难堪。

她翻了很久，最后挑出一个印着红牡丹的搪瓷杯、一把铜锁和一本破旧的小人书，装进脚边的布袋里。

她离开时走得很快，像怕被谁看见。

第二天，她拿着一双短靴来我摊上换拉链。

我忍了半天，还是问：“昨晚在旧货市场那边的人，是你吧？”

阿凤的手一下停住了。

她坐在小马扎上，低头看着自己鞋尖，半天没吭声。

我赶紧说：“你放心，我没跟人说。”

她抬起脸，眼圈竟有些红。

“老周，这事……挺丢人的吧？”

“有什么丢人的？”

“我一个开服装店的，成天往收废品的地方钻，街坊知道了，会笑我装得像个有钱人，骨子里还是捡破烂的。”

她说这话时，手指一直拧着皮包上的金属扣。

我心里忽然有点堵。

一个人最怕的，不是日子苦，是连自己喜欢什么，都要先问一句，会不会被人笑话。

我说：“旧东西又没碍着谁。你喜欢，就去。”

阿凤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小声说：“我小时候家里穷，爸爸在轧钢厂上班，妈妈给人做零工。搬一次家，就得扔一次东西，没地方放，也舍不得带。后来我爸的厂子效益不好，我们住的那片平房也卖了。”

她抬头看向步行街尽头，像在看很远的地方。

“我一直觉得，有些东西丢了，就真的再也找不回来了。”

从那以后，她不再瞒我。

她淘到什么东西，偶尔会拿来给我看。

一只老式铜锁，锁面已经发暗，她说是从一户拆迁老房里找出来的，钥匙还在。

几本小人书，纸页脆得像干树叶，她说小时候在邻居家看过，隔着窗户站半天，人家才肯借她翻两页。

还有一沓旧信。

那些信被她用油纸包着，外面扎了棉线。她每次拆开都很小心，生怕把纸碰碎。

我问：“看别人的信，你不觉得不合适？”

她笑笑：“我不看名字，只看里面写了什么。有人问家里收成，有人说孩子发烧，还有人写，等我挣了钱给你买双皮鞋。”

她顿了顿。

“写信的人也许早不在了，可他当时想说的话，还留在纸上。”

她把信重新折好，动作慢得像在给谁盖被子。

我没读过多少书，不知道该怎么接她的话。

但我突然觉得，她不是在淘旧货。

她是在替那些被丢下的日子，留一点位置。

阿凤的店里后来多了一个玻璃柜。

柜子不大，放在试衣镜旁边。

里面摆着她淘来的旧东西，每件下面都有一张小标签：旧铜锁，来源于北桥巷老宅；搪瓷杯，约二十年前旧物；儿童连环画，缺页两张。

有客人问起，她就笑着介绍。

大多数人觉得新鲜，也有人背过身去小声议论。

“卖衣服的弄这些破烂，怪里怪气的。”

“她老公有钱，她还这么抠门。”

“听说她经常去废品站，真的假的？”

阿凤听见了，也不解释。

她只是下班后把玻璃柜擦一遍，擦完锁门。

有一天，马志强来了。

那天正赶上周末，店里有好几个客人。

阿凤刚从一辆收旧家具的三轮车上下来，手里拎着一个旧木匣。

那木匣边角磨损得厉害，上面还沾着灰。

马志强的车停在路边。

他下车看见阿凤，脸色当场沉了。

“你又去那种地方？”

阿凤把木匣往身后藏了藏。

“我去看看东西。”

“看什么？看别人扔的垃圾？”

店里几个客人都朝外看。

阿凤压低声音：“你小点声。”

马志强却像故意要让所有人听见。

“你一天到晚打扮得人模人样，背地里钻废品堆，丢不丢人？我厂子里的人都知道了，说我老婆是捡破烂的。”

阿凤脸色一点点变白。

“他们笑的是你，还是你自己觉得丢脸？”

马志强愣了一下，随即一把抓住她胳膊。

“你还顶嘴？”

我那天正好在对面给人补鞋底，听见动静，拎着工具就过去了。

街坊已经围了几个人。

阿凤被他拽得往前踉跄了一步，手里的木匣掉在地上，盖子弹开，里面几张旧照片散出来。

其中一张照片，正好飘到我脚边。

照片上是年轻时候的阿凤，扎着两条短辫子，站在一棵槐树下，身边有个穿工装的男人，应该是她父亲。

照片边缘被水泡过，字迹模糊，只剩下“家门口”三个字。

我弯腰捡起来。

阿凤看见照片，眼睛一下红了。

马志强还在说：“你有完没完？跟我回去！”

我忍不住开口：“马老板，有话好好说，街上这么多人呢。”

他回头瞪我：“这是我们两口子的事，轮得着你插嘴？”

我没再说什么。

我确实没资格插嘴。

可我看到阿凤低头去捡照片，手指抖得厉害，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。

马志强把她带走后，阿凤的店关了八天。

第九天，她才重新开门。

人瘦了不少，眼下多了两块遮不住的青影。

她还是照常给客人找衣服，照常笑，可那笑挂在脸上，像一件不太合身的外套。

我给她送修好的木匣时，她给我泡了杯茶。

茶叶是便宜的茉莉花茶，杯底有一圈陈年的茶垢。

我问：“他是不是又说你了？”

阿凤看着热气往上冒，没否认。

“他说我这个毛病改不了，就别怪他不留情面。”

“什么叫不留情面？”

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，放在桌上。

那是一张医院检查单。

纸边被她折得发白。

“我结婚十几年，一直没孩子。他以前说没关系，说两个人过也挺好。可厂子生意好了以后，他开始着急了。他妈也急，亲戚见面总问。”

她笑了一下，笑得很勉强。

“现在他把所有事都算在我头上。说我不顾家，说我把钱乱花在旧东西上，说我天生就是穷命，骨头里带着寒酸气。”

我看着那张检查单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阿凤把纸重新收回抽屉。

“老周，你别可怜我。我最烦别人可怜。”

她说完，站起来去给客人拿衣服。

我坐在那张旧凳子上，看着她的背影，忽然觉得她比谁都硬。

很多人以为女人的倔强，是大吵大闹，是摔门离开。

可阿凤的倔强，是明明被话刺得发疼，还要把腰背挺直，把店里的灯一盏盏打开。

春节前，城东那片老居民区贴出了拆迁公告。

阿凤拿着手机来找我时，我正给人换鞋跟。

她站在摊子前，围巾没系好，呼出的白气一阵一阵散开。

“老周，晚上有空吗？”

“有，怎么了？”

“陪我去趟城东。”

她停了停，又补了一句。

“我小时候住那儿。听说这两天就开始清人了，我想再去看看。”

晚上九点，我们骑着三轮车过去。

城东的老房子大多已经搬空，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，踩好几脚才亮一下。

墙上贴着褪色的小广告，门框上还残留着过年贴春联的胶痕。

阿凤走得很慢。

她认出一扇斑驳的蓝色木门，伸手摸了摸。

“以前我家住这儿，最里面那间。夏天屋顶漏雨，我妈拿脸盆接水。爸下夜班回来，总说等发了奖金就把屋顶补好。”

她走到院子里一棵老槐树下，抬头看了很久。

“我小时候在这儿养过一只猫。那猫总往隔壁王婶家跑，我还以为它不要我了，哭了三天。”

我问：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它生了四只小猫，都藏在煤球棚后面。”

她说着，眼睛弯了弯。

那一瞬间，她不像四十多岁的女装店老板娘，倒像个刚放学的小姑娘。

我们在一栋快要清空的平房前停下。

门没锁，里面只剩一张断腿木床和一个破碗柜。阿凤站在门口很久，不肯进去。

我问她：“不进去看看？”

她摇头。

“怕进去以后，发现跟我记得的不一样。”

有些旧地方，不是不能回。

是怕你回去以后才明白，原来你一直想找的，不是那间屋子，而是当年屋子里等你吃饭的人。

那天回来的路上，阿凤坐在三轮后斗里，一路没说话。

经过河堤时，她突然让我停车。

风吹得河面发黑，远处有几家店还亮着灯。

她坐在路边的石墩上，从包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。

“他要和我离婚。”

我没反应过来。

“马志强？”

她点头。

“他说他等不起了。他妈找了人，说他以后还要有个儿子，不能守着我过一辈子。”

她手里那张纸，是一份还没签字的离婚协议。

上面写着，女装店归她，房子和厂子归马志强，双方各自生活，互不纠缠。

看着像很公平。

可我知道，那家女装店这些年一直是阿凤自己撑起来的。

马志强的厂子前两年扩建缺钱，也从她店里拿过不少现金。

她没留借条，因为那时她觉得是夫妻，没必要算这么清。

阿凤盯着协议，忽然说：“他说店给我，是他大方。可这店本来就是我自己挣来的。”

我说：“那就别签。”

她摇头。

“不签又能怎么样？天天这么耗着？他现在回家就摔脸子，话不说几句就绕到孩子上。我躺在床上听见他在阳台抽烟，心里比谁都明白，这日子已经散了。”

我想说，离就离。

可话到了嘴边，又觉得太轻。

离婚不是把两个人从通讯录里删掉那么简单。

对阿凤来说，里面还有十几年的日子，有她忍过的委屈，有她曾经以为能过下去的盼头。

她把协议折起来，放回包里。

“我想去市里。”

“去市里干什么？”

“开一家旧物店。”

我看着她。

她说：“不是摆地摊，也不是收破烂。我想把那些旧东西收拾好，讲清楚来历。有人喜欢就买走，不喜欢也没关系。至少它们不会再被随便扔在角落里。”

“你想好了？”

“想好了。”

她望着河对岸的灯，声音不大，却很稳。

“我不想再把自己也过成一件被人嫌弃的旧东西。”

那之后，阿凤开始忙起来。

白天她照常开女装店，晚上就去整理玻璃柜里的旧物。

她从二手市场淘回来一张旧书桌，桌面上有几个圆形水印，像是谁长年在那儿放茶杯留下的。

她坐在书桌前给每件东西写标签。

“老式药箱，原主人是乡镇诊所大夫。”

“铁皮饼干盒，里面曾装着一摞没寄出的明信片。”

“旧木梳，齿断三根，来自城东老宅。”

她不再瞒着别人自己喜欢旧货。

有人问，她就坦坦荡荡地说：“我喜欢它们有来处。”

马志强知道后，来店里闹过两次。

第一次，他说她故意折腾，是想逼他低头。

第二次，他拿着账本，说厂子资金紧张，让她把店转出去，把钱拿来周转。

阿凤站在收银台后面，脸色平静。

“厂子的钱，为什么要我拿店填？”

“夫妻之间还分这么清？”

“你要离婚的时候，不是分得挺清吗？”

马志强脸一下阴了。

“阿凤，你别不识好歹。你一个女人，离了婚能干什么？开个旧货铺，别人背后怎么笑你，你不知道？”

阿凤打开玻璃柜，拿出那只碎花布娃娃。

娃娃经过清洗，重新缝好了眼睛。衣服还是旧的，但干净了。

她把娃娃放在收银台上，抬头看着马志强。

“别人笑不笑我，我管不了。可我不想再为了不被人笑，把自己活得一点样子都没有。”

马志强指着她，半天没说出话。

最后他摔门而去。

那天晚上，阿凤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帮她去仓库搬东西。

她店后面租了个小仓库，里面除了衣服，还堆着十几个纸箱。

我们搬到最后，发现角落里有个没封口的牛皮纸箱。

箱子里是她这些年淘来的旧信、旧照片、票据，还有几本发黄的账册。

其中一本账册上，夹着一张收据。

阿凤拿起来看了很久，脸色渐渐变了。

收据是六年前的，收款人是马志强厂里的一个供货商，金额五万八。

备注上写着：代阿凤服装店借款。

阿凤皱起眉：“我没借过这笔钱。”

我问：“会不会是他用你店的名义周转？”

她没说话，只是继续翻账册。

后面还有两张类似的单子，金额不大，但签名都像是她的。

可她一眼就看出来，笔迹不对。

“这不是我签的。”

她把纸放在桌上，手指压着纸角。

我心里一沉。

原来马志强这些年不只是从她店里拿钱。

他很可能还借她的名义给厂子周转，只是阿凤一直不知道。

第二天，阿凤没有直接去找马志强，而是约了一个懂财务的老同学吃饭。

她同学叫林姐，以前在镇上的信用社干过，后来退休了。

林姐戴着老花镜，一张张看那些单据，又问了阿凤许多细节。

最后她说：“这些单子得去核对。你先别吵，先把店里的流水、转账、进货单都留好。离婚可以谈，账也必须算清楚。”

阿凤坐在小饭馆靠窗的位置，面前那碗面已经坨了。

她低声说：“我以前总觉得，他脾气不好，熬一熬就过去了。没想到有些人不是脾气不好，是他从来没把你当成和他平等的人。”

林姐叹了口气。

“夫妻可以一起吃苦，但不能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当备用的口袋。”

这句话，阿凤后来记了很久。

几天后，马志强约她去厂里谈。

厂房里机器声很大，空气里有股机油味。几个工人看见阿凤，都有些不自在地避开。

马志强坐在办公室里，桌上摆着两杯凉透的茶。

他说：“离婚协议你签不签？”

阿凤把一个文件袋放到桌上。

“签之前，先把这些说清楚。”

马志强皱眉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以我店名义借的款，还有从店里转走的钱。”

马志强脸色变了变。

“你查我？”

“不是查你，是查我自己的账。”

他把文件袋推开，语气沉下来。

“厂子那几年困难，我周转一下怎么了？你是我老婆。”

“我是你老婆，不是你可以替我签字的人。”

“谁替你签字了？你别听外人挑拨。”

阿凤把那几张收据摊开。

“签名是不是我写的，你自己看。”

办公室里静了几秒。

马志强拿起其中一张纸，手指僵了一下。

阿凤看着他，声音还是很平。

“你想离婚可以。你觉得我没孩子，觉得我淘旧货丢你的人，也可以。但店里的钱、我名下的债，必须一笔笔算清楚。该我承担的，我不躲。不该我背的，我也不会认。”

马志强盯着她。

“你非要把事情闹这么难看？”

阿凤笑了笑。

“难看的是你做事的时候，不是我把账拿出来的时候。”

那天谈得并不顺利。

马志强摔了文件袋，说她心狠，说她宁愿听外人，也不肯信自己。

阿凤没有再争辩，转身离开了厂房。

走到门口时，她听见身后机器轰鸣。

她突然想起很多年前，马志强刚创业那会儿，厂房也是这么冷。

他们吃着盒饭，坐在门口看工人下班。

他说，等挣到钱，一定让她过上好日子。

那时阿凤信了。

她以为所谓好日子，是一起把灯点亮。

后来才明白，有些人挣到钱后，先想的不是怎么把日子过好，而是怎么让别人都按他的规矩活。

离婚手续办得比阿凤想象中快。

马志强最终承认了部分借款，经过协商和律师核对，欠款由他和厂子承担。

阿凤保住了店，也没再替他填厂里的窟窿。

签字那天，街道调解室的窗户开着一条缝，风把桌上的离婚协议吹得哗啦响。

马志强签完字，忽然问她：“你真打算去市里卖那些旧东西？”

阿凤把自己的那份协议收进包里。

“嗯。”

“你会后悔的。”

她站起来，拉好羽绒服拉链。

“以前我也怕后悔，所以什么都忍。后来发现，忍久了不是不后悔，是连自己为什么活着都快忘了。”

马志强没再说话。

他低头看着桌面，手边那杯水已经凉得没有一点热气。

阿凤转店那天，我去帮她搬东西。

女装店开了七年，东西比我想象得多。

衣架、模特、库存、试衣帘、收银台后面的旧椅子，还有一摞顾客留下的尺寸登记本。

她把衣服打包得很利索。

那些旧物却是一件一件裹。

铜锁用软布包两层，旧信放进防潮袋，小人书按大小平码，碎花布娃娃单独装进一个纸盒。

我问她：“这些都带走？”

“都带走。”

“市里那边店找好了？”

“找好了，在一条老街上。门面不大，楼下卖旧物，楼上能住人。”

她说这话时，眼睛里终于有了点久违的亮。

车装到一半，一个穿花棉袄的大姐站在门口看了半天，忽然问：“凤姐，你这玻璃柜不卖吗？”

阿凤回头看了一眼。

“卖，但里面的东西不卖。”

那大姐笑：“你还真把这些当宝贝啊？”

阿凤也笑。

“对我来说，是宝贝。”

我把最后一箱书搬上车，累得直喘气。

她递给我一瓶水，说：“老周，等我那边开业了，你一定来。”

我说：“俺也去给你配把锁，省得你那堆宝贝被人惦记。”

她笑得很大声。

那天阳光很好，步行街的风铃一直在响。

阿凤上车前，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店。

她在这里熬过夜，流过泪，也在这里卖出过第一件衣服，给客人量过无数次腰围和肩宽。

她曾经把日子守在这间不大的门面里，以为只要店还开着，婚姻就总有修补的余地。

可有些裂缝，不是缝一缝就能好。

就像我修过那么多鞋，知道皮面开胶还能粘，鞋底磨坏还能换。

可鞋楦子要是彻底变形了，你硬塞进去，只会把脚磨得更疼。

阿凤去了市里以后，我们联系没有断。

她偶尔给我寄明信片。

卡片上都是旧东西的照片：老式收音机、铁皮饼干盒、旧算盘、褪色的电影票根。

背面是她写的小字，字不算漂亮，但很认真。

有一次，她寄来那只碎花布娃娃的照片。

娃娃坐在玻璃柜里，旁边摆着一盏暖黄的小灯。

卡片背面写着：它现在有自己的位置了。

我把那张明信片夹在工具箱最底下。

后来听她说，她的旧物店慢慢有了客人。

有人买走一本旧相册，说想送给父亲。

有人买走一只掉漆的饼干盒，说小时候奶奶就用这个装针线。

还有人只是进来坐坐，翻翻旧书，喝一杯她泡的茶。

阿凤不再急着卖东西。

她说，很多人进店后，摸着那些旧物，会讲起自己年轻时的事。

讲到最后，常常忘了本来是来买什么的。

我说：“那你这店不像卖东西，倒像听故事。”

她在电话那头笑。

“老周，人年纪大了，总得有个地方放一放过去。”

入夏后的一天，我收到她寄来的一个牛皮纸信封。

里面没有明信片，只有一张泛黄的旧照片复印件。

照片上是一间低矮的平房，门口站着年轻的阿凤和她父亲。

照片背面有一行字，是她父亲写的：阿凤十岁，等爸下班。

信封里还夹着一张便签。

“老周，我在城东旧屋拆下来的木板夹层里，找到了一封没寄出去的信。信是我妈写给我爸的，里面提到一个人，我一直以为早就和我们家没关系了。”

我正想给她回电话，手机又震了一下。

她发来一条消息。

“那个人下周要来店里找我。”

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。

工具箱里那张布娃娃明信片，不知什么时候从夹层里滑了出来，落在地上。